2022年11月22日，国际关系学院、东北亚研究院举办本学期第六次学术沙龙活动。本次沙龙邀请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东北亚研究院研究员彭昕就“扩容中的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治理”问题做交流和讨论。
彭昕以其两项省级课题《扩容中的上海合作组织与区域治理》、《俄乌冲突对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影响及中国对策研究》为基础，就相关研究内容向大家进行了汇报，并就相关问题开展访谈。与会老师积极参与，讨论空前热烈。
彭昕首先就目前学界的上海合作组织及欧亚区域治理相关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认为既有文献已从经验梳理和政策操作层面，围绕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经贸、政治、人文、卫生等合作议题，从组织整体发展、“上海精神”等新型规范构建与扩散、组织内部认同、成员国战略框架中的组织定位、组织框架下的地区合作等组织建设角度入手，对上海合作组织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有鉴于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国际关系长久以来围绕国际制度展开的传统研究积累，目前以国际制度相关理论为基础开展的上合组织理论研究仍不充分，但也正因为此，既有研究提供了可供观察的、扎实而丰富的经验基础。
围绕相关经验问题，她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目前可以为新形势下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制度抓手，已然与可能开展的欧亚合作提供理论支撑的相关研究，包括但不仅限于依托于区域间主义研究开展的区域治理实践；目前已形成理论系统的制度现实主义（及现实制度主义）研究，尤其是此类理论关注的制度性权力问题；冷战后伴随着国际制度运作日益密集，国际制度研究关注的制度互动问题，这其中的制度竞争、机制复合体等视角也为上合目前所处的制度环境提供了一定理论背书。
通过对经验事实与理论解释相互勾连印证的系统论证，她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扩展未来研究的具体问题，与与会嘉宾进行了富有针对性的深入讨论。
围绕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参与的区域治理实践问题，她关注了全球治理研究中相关研究经验的类比与借鉴。提出既有相关文献指出，全球治理秩序的内涵即两个层次：一是主权国家间权力资源对比，使得个体权力差异决定了它们在全球治理秩序中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二是制度资源（尤其是运用制度的能力），即建立在二战后权力结构基础之上的具有等级性的制度体系。总结一下不难理解，是这种差异化权力与等级性制度体系共同塑造出了全球治理秩序。她关注到，在多重困局导致全球治理正在向区域层面坍塌（尤其是疫情后的合作尤其开始向区域层面集中）的现实背景下，原本全球治理制度与治理文化等旨在全球层面建立的合作逻辑，对于区域治理都形成着启示。同时，在此轮国家权力强势回归的背景下，厘清权力与制度在全球治理秩序中的关系至关重要，二者间是否存在着明确的相互转化机制等问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在处理好全球与区域两个层次关系的基础上，相关研究对区域治理实践也将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我院薛晓芃教授长期以来对全球治理中的治理制度有着颇为深刻系统的研究，她就上述问题参与了讨论。首先，她并不全然同意“全球治理正在向区域层面坍塌”这一描述，认为就全球治理的发展历史来看，不同历史背景下“全球”涵盖的范围原本就有着不同的建构与解释，“全球治理”实践所依托的空间背景同样也是生长性的，并非是地理范畴从一而终的全球意涵。这样的历史经验在佐证全球治理事实的同时，就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两项实践与研究关系而言，也自然地打破了阻碍二者相互借鉴的壁垒。同时她也指出，除了共性以外，区域治理当然也具有其独特的在地性特征，这一点在相关研究的开展中不可忽略。
上述围绕治理实践的讨论，还直接涉及了主权国家在参与国际事务中获取制度性权力的问题。众所周知，上海合作组织是首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由中国参与发起与主导，并不断扩大的区域性国际组织。2001年上合与博鳌亚洲论坛的创设被视为中国尝试创建国际制度的起点。制度性权力作为当今世界主权国家权力构建的重要维度，参与和主导国际组织的行为已然转化为我国获取制度性权力重要渠道。这种制度性权力的获取，在上合组织影响力扩大（判断依据：在完成二轮扩员、开启第三轮扩员的同时，又有十余国表达了加入意愿）但集体行动力相对较弱（判断依据：传统安全问题上无实质性行动、政治表态模糊无集体意见、经贸合作成果多分散在双边渠道上实现等）的情况下，有效但也有掣肘。主权国家从对国际组织的主导、参与过程中获得制度性权力的路径仍有很大研究空间。我院韩德睿老师对制度性权力问题有着系统扎实的研究积累，围绕上合成员国在组织发展进程中如何获取制度性权力的问题，他从制度性权力的概念界定、产生路径及相关障碍等角度给出了解答。
除此以外，就上述提到的全球治理视阈下权力与制度关系、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制度性权力转化等问题，大家都表示了浓厚兴趣，纷纷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研究方向交叉点进行了热烈讨论，为学院未来研究合作大大拓展了空间。
文字：彭昕
审核：郝利群 薛晓芃 吕平
编辑：韩德睿 程祯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