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韩国与中亚的交流历史
韩国与中亚关系建立于中亚五国独立之后。1991 年 8 月 31 日，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决定脱离苏联而率先宣布独立，中亚地区的多米诺骨牌 效应产生，紧接着塔吉克斯坦于 9 月 9 日宣布独立，10 月 27 日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哈萨克斯坦最后也于 12 月 26 日宣布独立。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处于调整时期，韩国作为冷战前沿地区对中亚的外交显得比较谨慎。1992 年 1 月 26 日， 在美国宣布与哈萨克斯坦建交之后，韩国政府于 1992 年 1 月 28 日与哈萨克斯坦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与其他四国建交。自中亚五国成为独立国家之后，韩国同中亚的关系也掀开了新的篇章。1992 年 6 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第一次出访韩国，在为期两天的访问 中两国元首进行了深入交流，乌总统卡里莫夫同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了两国间合作的 8 点联合声明，以及两国经贸协议、鼓励和保护投资协议、科技合作协议和文化交流协议。1994 年 6 月，韩国总统金泳三访问了对于韩国有特殊感情的乌兹别克斯坦，因为当时有 18 万高丽人生活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也是韩国总统第一次到访中亚。 2003年为了减轻对中东地区能源的依赖，扩大海外能源进口渠道，韩国总统卢武铉开展了针对中亚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策略。2007 年，孕酿已久的“1+5 机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即“韩国-中亚合作论坛”正式召开。“韩国-中亚合作论坛”的建立意味着韩国拥有了把中亚作为整体对象的多边合作机制。
图一：第一届韩-中亚经济合作论坛（图片来源naver）
二、韩国与中亚交流的有利条件：
1. 长期交流的历史。
19世纪中叶，由于朝鲜半岛的贫困和政治压迫，一些朝鲜人开始越过边境进入俄国远东地区谋生。1860年，第一对高丽夫妇越过边境进入俄国，开启了先例。 20世纪初，日本
占领朝鲜半岛后，实行残酷的殖民镇压，导致更多的朝鲜人逃往俄国远东地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生活在远东和滨海边疆区的约20万朝鲜族人被“迁移”到中亚地区。朝鲜族人也因此被迫离开家园，最后被安置在哈萨克等地的居民点。
目前，在整个中亚地区生活着近35万高丽人，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亚高丽人在经历了初期的艰难适应后，逐渐在中亚地区站稳了脚跟。他们参与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成为了重要的劳动力。21世纪初期，中亚高丽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变化，他们开始使用“中亚高丽人”这一新的名称，以区分自己与朝鲜半岛的朝鲜族人。这个群体汇集了朝鲜和中亚等多种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身份和文化。这一独特的民族也逐渐是韩国与中亚建立沟通桥梁的重要一环，成为韩国与中亚合作中独有的优势。
图二：在中亚出生的“中亚高丽人”孩子们（图片来源naver）
2.资源互补需求匹配
中亚地区以石油、天然气、矿物等丰富资源成为世界新的资源供给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的保有量分别位居世界前列。韩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海外石油的依存度极高，因此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对韩国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和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韩国在高科技领域较中亚国家更加发达，而中亚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快速发展的经济，双方在经济结构上具有互补性。韩国对中亚的投资涉及能源、农业、纺织、化工等多个领域，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在农业合作方面，韩国对中亚的通商战略从2010年左右便开始从中亚进口农产品，积极参与到中亚各国农业生产及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中。此外，韩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较强的技术和经验，而中亚国家在运输和物流方面存在短板，需要改善交通网络和提升运输效率。韩国与中亚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如韩国向乌兹别克斯坦出口高铁列车，有助于提升中亚国家的交通运输效率。韩国在信息通信技术（ICT）、卫生医药、环境、教育科学等领域较中亚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经验，而中亚国家正在积极发展这些领域，双方在技术和经验交流方面具有互补性。
三、尹锡悦政府“k-丝绸之路”战略内涵分析
面对中美战略博弈格局，韩国基于“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定位，着力调整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在实现经济自主性、巩固产业优势、维护地区影响力等利益诉求的驱动下，韩国侧重于修正对中美的非对称依赖，打造多元合作结构，凸显本国地区合作“支点”的角色，力求在中美之间保持“对冲”。
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重要且独特的群体。它们通常指的是在国际体系中，实力和影响力介于超级大国和小型国家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不具备超级大国的全面影响力，但在特定领域或地区内拥有显著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中等强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虽不及超级大国，但在国际事务及各自的区域或地区内也能发挥重要作用。除实力与影响力外，在战略选择方面，中等强国倾向于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它们往往采取多边结盟、不干涉或中立政策，以及交易主义策略来维护和增强自身的战略自主，这种自主性使中等强国在外交政策上通常表现出较高的灵活性，能够在大国间寻求平衡，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中等强国通常在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大的转圜余地，故多数中等强国在国际合作方面参与度都较高。中等强国在大国对抗中可以起到缓冲剂的作用，它们可以作为大国间的协调角色，帮助解决冲突和矛盾。由于中等强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属于“摇摆”的“灰色地带”，也就意味着有更多国家愿意去接触它们，使中等强国在体系中发挥了一定的“鲶鱼效应”从而被广泛认可。
尹锡悦政府打造“k-丝绸之路”的内涵是夯实“中等强国”身份，维护自身经济自主性，保持韩国固有的“钟摆性”外交政策，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积极拓展自身对外合作的维度和可能性，缓解自身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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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昊宇：“中等强国”正加速世界多极化进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2023.05.26，https://www.ciis.org.cn/yjcg/sspl/202305/t20230516_8953.html
9.Barbara Lippert，Stefan Mair ：Mittlere Mächte – einflussreiche Akteure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olitik,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2024.01.23,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4S01/
文字：秦如月 吕平
审核：郝利群 薛晓芃 吕平
编辑：曹婉 李晓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