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院孙钰研究员做学术沙龙：美国文化国际传播观念与策略的历史建构1917-1945
发布日期：2023-02-07 来源：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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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8日，国际关系学院、东北亚研究院如期举办本学期第五次学术沙龙活动。本次沙龙邀请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东北亚研究院研究员孙钰就其专著《美国文化国际传播观念与策略的历史建构：1917-1945》做相关交流和讨论。
孙钰指出，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从一个西半球“孤立主义”大国一跃成为“自由国际主义”世界霸权，而在此过程中其文化的国际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快速崛起，并主张以一种不同于西方霸权的方式影响世界的历史节点上，梳理上世纪美国霸权形成中产生的文化国际传播观念和策略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指向。通过梳理1917-1945年美国文化国际传播相关史料，本书尝试还原具体历史语境下的国际环境、美国国家身份与利益如何共同建构了其文化国际传播观念。其次，剖析各个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如何沿着制度化路径建构出各类传播机构。最后，通过有代表性的个案探究各机构的传播策略。
面对1917-1945年庞杂的历史素材，孙钰强调一种“历史建构”的分析视角，将目前主流研究常用的“文化外交”和“文化宣传”概念回置于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情境中来考察。学界一般认为美国的“文化外交”始于1938年“文化关系司”的建立，但也有学者使用“文化外交”指称1938年之前由非政府组织主导的传播活动，以及美国在“一战”和“冷战”期间的文化宣传活动。由此可见，在当下的学术话语当中，“文化外交”已经被当作一种能够统摄所有以文化手段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概念，但这就遮蔽了美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官方外交政策结合过程中的诸多曲折。因此，本书选择了一种宏观历史分析框架，将分析时段拉长至1938前后二十年左右，以还原“文化外交”和“文化宣传”观念与策略的历史建构过程。这一过程绝非连续的，自然的，而是在一系列的观念冲突、价值取舍和政治斗争中断断续续甚至自相矛盾地生长起来的。因此，本书不止于阐释具体历史语境下美国文化国际传播观念与策略的实际内容，而旨在同时探索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国际传播观念的有机结构、生长过程及各个时期文化国际传播观念发展的脉络与内在联系，并由此探究观念影响相关策略的制度化路径。
建构主义研究取向的要旨是国家的“身份”，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自我”，即“身份”是一个变量，他们依赖于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因此，本书从每个历史阶段中美国面临的宏观历史环境入手，首先分析美国的国家身份与核心利益，进而分析其在文化国际传播方面持有何种观念，再梳理这些观念如何建构出具体传播机构与策略。
建构主义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研究视角，其反对那种主张世间万物皆有一个普遍本质，人们可以从千变万化的现象中发现稳定特性和共同特点的“本质主义”观点。在这种视角下，美国文化国际传播实际上是“历史建构”的产物，并被历史和文化具体地规定着。该视角下的美国文化国际传播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时间和历史的内在本质。因此，本书使用“文化国际传播”这样一个暂时悬置其价值和目的取向“理想型”概念来指称1917-1945年间美国相关观念与策略。
如果说“历史建构”视角关注的是美国国家身份、利益与观念的纵向历史变迁，那么本书采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则解决了在每段历史中观念如何影响策略的问题。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观念与外交策略：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一书中指出观念以下述三种方式影响策略，即观念作为“路线图”，“焦点和粘合剂”和观念的“制度化路径”，其中尤以“制度化”路径的影响最为长久。两位学者还区分了影响对外策略的三种观念范畴：即，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
“世界观”植根于一种文化的符号之中，深刻影响着思维和说教模式。世界观经常来自宗教信仰，但也同样来自象征现代性的科学理性。当观念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时，对人类行动具有最广泛的影响；第二种观念范畴是原则化信念，包括区分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观念；第三类范畴是因果信念，即关于原因——结果关系的信念，其为行动者提供了如何实现其目标的指南。因果信念蕴涵着达到目标的战略。在社会生活中，所有三方面的观念都可以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认识共同体”。
总结起来，如果说“历史建构”是贯穿整个研究的“纵向”线索，那么“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是在每一历史时期分析的“横向”线索。
孙钰进一步指出，本书采用了历史主义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史学家赫尔德认为人性是在具体历史环境中建构出来的，而人又通过与社会的互动来形成认知，因此人的理解也具有历史性。因此，处于不同历史时空和文化语境中人们很难达成真正的理解。在本研究中，当研究者面对作为“他者”的美国的史料时更有可能做出“历史的辉格解释”，即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从研究者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出发对历史的发展变化做出道德评价和判断。如果以此种历史观看待美国在1917-1945年的文化国际传播，则极易以单一的、静态的框架来解读其所有文化传播活动，但这也就遮蔽了其中复杂的变化脉络。因此只有通过实际的研究，微观地考察某个历史断面，才能真正看到历史变迁背后复杂的运动。正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认识到，那些当我们回望时显得自然而简单的，走向当代的，进步式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为了避免这种“辉格史观”，本书借用了赫尔德的“移情共感”的态度和方法来阐释史料。赫尔德认为当我们试图彻底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和作为时，必得先进入它的精神。研究者必须“…要进入那个年代、那个地方、他全部的历史——你要领会它的每一细节。” 因此，本书通过梳理大量原始文献把研究者带入到历史语境中，还原每段具体历史环境对观念与策略的建构过程。同时，研究者又适时地从史料中抽离出来，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立场对史料进行评判。
最后，孙钰研究员介绍了本书的研究结论：1917-1945年，在国家身份层面，美国从孤立主义大国逐步成为自由国际主义霸权国；在传播观念层面，“文化国际主义”被“文化国家主义”逐步替代，两者的冲突与妥协建构出“文化外交”和“文化宣传”两种折中观念与现实策略；上述观念变迁都沿着“制度化”路径影响相关策略。以“文化关系处”，“美洲间事务合作办公室”和“战争信息办公室”为代表的各类机构得以建立，并以多种策略为不断变动的美国国家利益服务。
随后，孙钰研究员总结了美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基本规律：当“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盛行时，美国文化国际传播观念比较接近“文化国际主义”的理想类型，联邦政府倾向于采用“自由放任”的文化国际传播策略，将相关事务置于政府官方外交政策框架之外。但这并不意味此种状态下美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不服务于国家利益，而只是由非政府行为体承担的美国文化国际传播恰好满足了此种身份下的美国国家利益。当美国外交政策由“孤立主义”转向“自由国际主义”时，美国文化国际传播观念也相应地发生“国家主义”转向。在两种观念的博弈与妥协中，作为一种折中现实策略的“文化外交”随之诞生。最后，当“自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完全确立时，美式“文化宣传”观念也随之得以确立，并以制度化路径影响相关策略。
最后，孙钰指出，本项研究对客观理性地认识美国文化国际传播在其成为世界霸权过程中的作用有所助益。美国自建国以来的文化国际传播就既包括“文化国际主义”观念下的文化交流，又包括“文化国家主义”观念下的文化宣传。两者的界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模糊。美国的“文化宣传”在后来的“冷战”中成为了美国“赢得人心和头脑”的重要武器。1965年，“文化宣传”被整合入美国的“公共外交”策略中。因此，我们要警惕美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宣传性”，同时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下建立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文化国际主义”精神，并建立相关机制和策略，为加强国家间的平等文化交流，促进“文明对话”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
在具体策略方面，本研究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些工具层面的借鉴。在传播主体方面，应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激励更多非政府行为体加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实践，以发挥私人机构的创意和灵活性；应积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主体多元化和协调合作机制。其次，在传播内容方面既要重视对国际受众有吸引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要加强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的国际传播。同时，也要适当扩大“文化”的内涵，使其既涵盖以哲学、文学、艺术和高等教育为代表的“精英文化”，也包括“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商品中体现出的工业文化和独特价值。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媒介渠道方面，既要重视以互联网、物联网、5G和VR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图书、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中心等慢媒介。最后在传播受众方面，应针对受众国家和群体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设计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