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日，美国拜登政府正式发布新版《国家网络安全战略》（National Cybersecurity Strategy），该战略围绕“建立可防御、有韧性、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数字生态系统”愿景，提出了5大支柱及27项具体举措。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战略，新版战略加大了在网络控制以及盟友合作治理方面的力度，反映出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从多利益攸关方治理退化到了集团化治理的消极趋势，以及从不同主体共同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自律治理，退化到了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进行全面监管的治理阶段。
该战略不但表明网络安全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部分，还体现出了美国维护互联网霸权的焦虑与紧迫性认知。从国内角度看，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遭受了一系列针对关键基础设施、食品供应商、医院甚至学校的重大网络攻击，勒索病毒的出现以及对名人的攻击使得国内对拜登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压力倍增。虽然在2022年，美国政府发起了6次“网络安全冲刺”（Cybersecurity Sprints），但仍然无法消除对网络安全复杂形势的危机感。
从国际角度看，中美网络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妄图减少与中国在互联网层面合作；拜登政府虽然在行动上有所缓和，但基本延续了内在竞争的实质：在这份战略报告中，一些文字描述非常具有攻击性，并首次提出了“最大（网络）威胁”的字样，并力求做好全方位、全维度博弈的相关准备。其次，俄乌冲突爆发后，互联网成为了又一战场，乌克兰网络系统被攻击的教训使美国感到不安，在此期间由于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全面破裂，美国声称俄罗斯的黑客组织有计划地对美国本土网络展开了攻击，暴露了美国在网络防御方面的焦虑感。
在战略焦虑的背景下，新版报告中提出以下新动向：第一、美国首次把政府监管列入战略报告中，使得美国政府使用国家权力的所有工具来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经济繁荣。标志着20年来让互联网巨头、技术团体甚至个人自愿加强网络安全的努力告一段落，美国政府收回了网络治理的部分控制权、知情权与主导权，重新平衡网络安全的责任，以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网络安全态势。而非国家行为体在此期间更多承担被引导与配合美国政府监管治理过程的辅助性作用。
第二、将网络攻击上升到国家安全事件而不是普通治安问题来处理，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可以选择更为激进的手段进行攻击与报复。这一方面可以通过惩罚与施加重大代价的方式来威慑各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及相关监管机构的权力与自主性被放大。因为很难有明确的标准界定什么是网络威胁，而什么不是，这很可能会导致“网络威胁”借口的滥用与单边攻击行动的数量增加。
第三、重视建立国际伙伴关系以追求共同目标，通过利用“志同道合”的国家间的国际联盟和伙伴关系，通过联合准备、响应和成本施加来应对数字生态系统的威胁；与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合作，为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运营技术产品和服务打造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全球供应链。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合作是小集团合作，而非广义上全球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其带有浓厚的冷战化色彩，美国要求盟友和合作伙伴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上必须与其保持一致。报告中指出，美国最珍视的价值观塑造了数字世界，反过来又被数字世界所强化。如此以来，全球互联网治理格局彻底演变成为网络治理意识形态化的西方集团、强调绝对安全和以牙还牙的俄罗斯、以及努力维护自身数字经济利益的中国三方之间的分裂情景。
毫无疑问，美国的新网络安全战略既是全球互联网治理退化的外化表现，其实施又将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进一步退化。从整个治理退化的过程看，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是背后的一对基本矛盾即：全球互联网治理所需的国际信任和美国不断追求的互联网霸权之间的矛盾。随着2013年无限监听丑闻的曝光，全球互联网治理赖以生存的信任被无限制的网络霸权所击垮，即便美国做出让步，允许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简称ICANN）获得自主权，也无法改变各方快速进入了一种消极的“脱钩”心态。随着互联网霍布斯状态的不安全感继续加重，各国倾向于自己处理互联网的安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博弈局面。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又利用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思潮，助推了网络治理的集团化与分裂化趋势，进一步将互联网治理工具化，以巩固自身的互联网霸权地位。
近年来，中国提出自己的网络全球治理观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这表明我国对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矛盾以及历史发展方向的认识是透彻且深刻的，走向单边主义和小集团化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不仅是历史的倒退，更意味着国际信任的崩塌。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主动承担起扭转全球治理走向退化的责任，增强彼此的治理意愿与信任感，这对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