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信息：
标题：《拜登政府的同盟战略及其对美韩同盟的影响》
作者：유상범（柳相范），韩国国防大学
期刊：国际政治杂志 第26卷第3期
来源：유상범. (2023). 바이든 행정부의 동맹전략과 한미동맹에의 함의. 국제정치연구, 26(3), 1-24, 10.15235/jir.2023.09.26.3.1
编译：秦如月，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
思维导图：
推荐语：
拜登政府为了扩大同盟和伙伴，以联合和统合为中心推进外交政策。Quad和AUKUS是这种联合和统一代表性的例子，前者聚焦于政治和非军事合作，后者重点突出军事作用的重点，两者互为关联。从两个案例中总结出的同盟战略特点是美国在推动新伙伴扩张的同时，更倾向于依赖现有同盟的合作。根据帕尔默和莫根（Glenn Palmer and Clifton Morgan）主张的“两因素理论”（The Two-Good Theory），外交的选项至少是两种同时运用，在美国国力衰退成为现实的情况下，美国与其试图改变现有的不满因素（组成新同盟），不如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同盟，将费用最小化。美国为确保在亚洲的霸权维系，对太平洋岛链国家的战略依赖度越来越高，为确保它们的支持而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为此，韩国正在努力整合常规战能力，同时加强与印度和太平洋岛链国家的合作。
正文：
一、引言
韩美同盟始于1953年。在美国的扶持下韩国成长为世界第七大经济大国。如今因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韩美同盟也在寻求新变化。日益深化的大国竞争不仅在政治、经济领域，还在尖端技术领域全方位扩大。加之俄乌冲突没有结束的迹象，冲突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不仅限于地区，还导致了全球资源供应链的不稳定，造成全球经济形势的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需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思考再决定政策方向。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在体系层面上对国际体系的变化可能性的研究，即大国之间竞争的原因和内容，以及今后的变化前景等方面的研究。但韩国对当前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相对不足。这篇文章以以下三点为中心进行：首先对拜登政府外交安全政策的特点进行了梳理，旨在了解美国的同盟政策和国防运作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实质性结盟政策的案例及其特点。通过分析AUKUS和QUAD的作用，分析出美国同盟与合作意图，最后总结了韩国的应对方案。
二、拜登政府的同盟战略
1.威胁认知与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SS；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评估拜登政府认为的威胁并提出应对策略，该报告认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在美国战略中处于优先地位。拜登基于此提出三个应对方式，首先在国内为加强国家竞争力增进投资，对外通过外交扩大同盟国和伙伴，最后加强军事现代化。为了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拜登政府提出的最核心的方案是增强美国实力，在美国扩大投资，除了交通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域的集中投资，还明确了对面向中产阶级民众的投资。拜登政府所推动的美国国力的恢复，强调的是以恢复中产阶级活力开始，并通过坚定的国内支持来实现。通过外交活动构建合作体系的重点是扩大同盟和伙伴。拜登政府多次强调维护霸权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同盟和伙伴国的数量，在对现有同盟关系进行质的深化的同时，也要与“赞同规则基础秩序”（rules based order）的任何国家合作。实现各领域、全政府、地区、同盟国和伙伴的合作。具有这种性质的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基于国内（domestically oriented）、增进团结（coalition increasing）”的遏制战略。拜登政府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不再有意义，其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正当性必须在得到国内支持的同时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并且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之内要建立更多的友好国家。”
2.拜登政府的国防政策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方向和特点同样反映在国防政策上。阿富汗战争未能及时结束，成为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战争。部队阵亡人数达3500余人，战费支出达2.26万亿美元（约合2619万亿元人民币），战争于2021年8月底才结束。这足以让人认识战争的可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停战是一个很好的决定”的评价占了主流。撤退之时发生混乱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成年人支持结束战争的决定，反对的只有42%。这与芝加哥理事会在撤离前进行的问卷调查“70%赞成”的结果相比确实有所下降。即使看到了最坏的情况，也能维持过半数以上的支持率，可以看作是美国人民认为不必坚持没有意义的战争，不能强迫美国继续消耗国力。拜登在外交及军事领域也重视国内因素的风格，推翻了历届中期选举中在野党有利的先例，维持了参议院的支持，在众议院也取得了相当部分的认可。可见拜登以国内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外交战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美国对外不仅加强了印度-太平洋地区现有的同盟关系，还扩大了伙伴国家范围。美国防部负责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特纳（Ely Ratner）将这一构想形容为网格式（以网络为中心）安全设计（Latticed（networked）Security Architecture）。这是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进行的，这与白宫印度太平洋政策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其著作《轴心》（Pivot）中提出的“联合方法”（federated approach）一脉相承。
与以NATO这一多边安全条约为中心构成的欧洲同盟体系不同，美国对亚洲地区的战略是以“中心与辐射（hub and spoke）”这一双边同盟为基础的。轮子的中心是美国，与亚洲同盟国保持着连着各自轮辐的关系，美国起到了直接管理它的园丁的作用。但这是没有轮胎的轮子，实际上无法履行功能的体制，为了恢复这一体制，连接轮辐的同盟之间的联系被认为是重点。以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泰国这两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条约同盟为中心，美国正在努力将亚洲同盟从双边转变为三边或多边的形式。加强韩美日安全合作是印太战略的实施任务之一，并在推进中，美日澳三方合作中包括印度在内的Quad正在发展成为顶层磋商机制。与此同时，美澳同盟中包括传统伙伴英国在内成立的AUKUS，正在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协商机制。美国和日本，还有菲律宾正在为成立新的安全协议体进行协商。如果成立新的协议体，可以加强其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力量。
拜登政府国防运营的主要方向是遏制统合，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占据了拜登政府国家和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整合威慑的详细内容已在NSS中进行了说明，并已在国防战略NDS：国家防御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提出了具体的遏制方案，即“物理拒绝（denial）、恢复力（resilience）、费用征收（cost imposition）”，根据国家和威胁推进适当组合的“量身定做的遏制方法（tailored deterrence approaches）”。例如“对本土攻击的遏制可以通过加强恢复力，最终提高敌对势力的直接、间接成本来实现。”另外“对敌对势力的核攻击实现遏制的方法是核武器、指挥控制及生产企业现代化和加强扩张遏制的组合。”特别是为了成功实现核遏制，还强调了针对各地区威胁的核-非核能力整合。其设计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地区同盟和伙伴的常规战执行能力，并与美国的战略资产进行整合。
为了维护霸权，发展新的联合作战运用概念，美国提出了通过与同盟国和伙伴的各种联合演习，最大化共同作战能力和互操作性的方案。联合全领域作战JADO：联合作战运用概念被称为“联合全域运营”（Joint All Domain Operations），是陆军多领域作战（MDO；多域运营）、海军分布式海洋作战DMO；分布式市场运作（Distributed Maritime Operations）、空军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JADC2：联合全域Command and Control）、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前方基地作战（EABO；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多领域特任部队MDTF：多域任务组（Multi-Domain Task Force）也成立，在华盛顿和欧洲已经完成部署，第三个MDTF已经通过单独和联合演习完成作战态势检验，将部署在夏威夷。美国还计划今后再组建两支部队，用于控制北极地区。如果没有与地区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军事演习，互操作性就很难得到保证。
三、联盟合作主要案例分析
1.Quad和AUKUS
Quad众所周知是由美、日、印、澳四国组成的政府间战略安全对话机制。Quad最初不是安全协议体，而是起源于灾难恢复援助的协议体。2004年印度洋发生高强度地震，印尼和斯里兰卡等沿海国家遭受大规模地震海啸灾害，造成超过23万人死亡。当时为了恢复造成的损失而进行的国家间讨论成为如今Quad的起源。之后在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邀请印度参加美、日、澳三国对话机制，将其提升为战略安全对话。2012年确立了协商机制的性质。Quad作为执行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的中枢小多边合作机构的地位似乎更高了。
今年5月在广岛举行的Quad首脑会谈共同声明中，各方似乎就更进一步的领域达成了方向性协议。这次会谈以认同东南亚联盟（ASEAN）、太平洋岛屿国家论坛（PIF）和环印度洋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在区域内的作用和重要性为出发点。会谈进一步阐述了关于社会基础设施、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本投资内容的各种活动和协议，并指出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是太平洋居民面临的最紧迫和最严重的威胁，并强调实现在清洁能源转型和供应链重组方面的合作。
拜登政府新成立的AUKUS于2021年9月以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security partnership）为始，作为寻求地区安全保障的技术、科学、产业和国防合作的磋商机制，提出了“澳大利亚拥有8艘核动力潜艇”作为第一个主要目标。提出的第二个主要目标领域是“取得技术优势”，宣布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网络技术、水下能力、超音速和大超音速、电子战和信息共享领域的合作。
2.联盟合作案例的特点
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以Quad和AUKUS为中心的同盟合作的特点，可以归纳为加强对特定盟国的作用和合作，以及对岛链国家的主导权竞争。首先从以现有同盟国为中心加强合作的方面来看，作为AUKUS和Quad的共同组成国，澳大利亚的角色崛起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在现有同盟国日本的作用进一步增加的情况下，将英国纳入AUKUS的一员，可以认为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与现有同盟国合作的便利部分。其中，在与同盟有关的部分，美国有学者认为比起将伙伴同盟化，拜登选择了将现有同盟的合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帕尔默和莫根（Glenn Palmer and Clifton Morgan）的两因素理论（The Two-Good Theory）主张外交的选项至少是两种同时运用。外交选项可以分为努力改变本国不满因素和维持现有利益因素两个方向，重点放在哪里与国力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在国力减弱的情况下，要同时追求两个选项，但比起努力改变不满因素，要在维持现有利益上投入更多的努力。在国力衰退成为现实的情况下，美国与其试图改变现有的不满因素（组成新同盟），不如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同盟，将费用最小化。
四、韩国的应对方案
韩国试图从更广泛的渠道获取途径，为此韩国正在加强与Quad、AUKUS的合作，作为联盟协商机构。美国提高了现有同盟的作用和比重，以双边同盟为中心的同盟战略正在向网格型或联合同盟形态演变。韩国提出发展美韩同盟为“全球全面战略同盟”，正是在谋求从地区上超越朝鲜半岛，从范围上超越军事领域的新型美韩关系。
文字：秦如月 吕平
审核：郝利群 薛晓芃 吕平
编辑：陈宇琛 彭昕
